将“苏丹红”和“于丹红”联系起来并非我的创意，而是司马南在与于丹对谈时的发明。不过，我发现这样的联类譬喻堪称神来之笔，一字之易，皮里阳秋，遂使朱紫并泛，境界全出。个中三昧，观者自可细察焉。

“文化禽流感”

传说中的“苏丹红”是一种化学染色剂，有剧毒，可致癌，对人体的肝肾器官具有明显毒副作用，前两年由于用作食品添加剂而遭“严打”。据2006年8月10日中国网报道：“苏丹红”的出现其实已有多年，作为一种染料，最早是被人们应用于皮革的漂染，由于其价格的低廉，印度首先在食用的咖喱调料里加入苏丹红，以使咖喱调料色泽红润、鲜艳。“食品中如果添加了苏丹红，那么产品的利润会增加5－6倍。”不用说，人们对这种危害身体健康的有毒物质是敬鬼神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

与之相反，大众对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病源体或带菌物质，则常常熟视无睹，久而久之，必为其感染致病而浑然不觉。在文化传播领域，此种感染源可谓多矣，但，正所谓“大道通天各走一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说“吸烟有害健康”，有人偏要“饭后一枝烟，赛过活神仙”，凭心而论，只要不是太过分，别搞得像萨斯病毒那样人人自危，也应给人一条活路。所以，中国的地摊和盗版市场上，从来都不乏阴阳八卦、诲淫诲盗的文化出版物，虽长在取缔之列，似乎也从未取而缔之。原因无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人好这一口么？这不也属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么？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不怎么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倒也向有自知之明，印刷发行从来都是“暗渡陈仓”地干活，它的对口消费群体，和全国亿万烟民一样，对其“有害健康”的成分也是心知肚明。如此带有“风险预判”的消费行为，属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或者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性质，其消费渠道和传播范围也必然受到消费者的自我约制，故而其害也小，其弊也微。

然，晚近席卷大陆的“于丹红”则不同。对于这种因滥用阿基米德“杠杆原理”——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而甚嚣尘上的当代“文化禽流感”，若不加以合理预防和有效疏导，任其谬种流传，甚至由所谓“文化现象”演变而成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运营模式”，则其对于当前的文化生态恐怕无异于一场灾难。目前，“于丹红”一词已在网络上悄然流行，甚至还有“于丹红吧”问世，可见其“传播”“感染”速度之快。

“文化失心疯”

“失心疯”又叫“失心病”。中国古书里有案可稽，如《世说新语》记载：“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据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带，弥年父卒。”乍一看，该条记载中的“失心病”症状颇有些像“老年痴呆”，然究其实，年轻人更易罹患此症，日前媒体惊爆的“女儿追星，老父自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医学上，此病又叫“神经紊乱性心智缺失症”，成语“失魂落魄”、“丧心病狂”颇能描述“失心疯”的前、后期症状。将此一概念移诸社会文化领域，用以观察诊疗社会文化之痼疾顽症，庶几可收“攻玉”之效。由此观之，则当前近乎疯狂的“粉丝亚文化”，正是“文化禽流感”和“文化失心疯”的“交叉感染”之后的并发症。

曾几何时，我们这个民族患过严重的“政治失心疯”，盲目的个人崇拜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心智，如草之偃伏于风下。于是由大炼钢铁的工业大跃进、小麦亩产十万斤的农业天文学（放火箭、卫星是也），顺理成章地发展到全民总动员、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而今，我们终于看到了当初那种自断筋脉的自杀性文化阉割运动所带来的报应——当垄断性的主流大众媒体在“娱乐致死”精神的鼓舞下，赚得盆满钵满尚不知餍足，转而成为“文化股市”的幕后操盘手，并进一步利用大众的“文化焦渴症”，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牟取暴利之时，便是这种报应的总爆发之日。

2007年3月3日，继“国学热”、“超女热”、“大片热”、“恶搞热”、“中天热”之后，21世纪的大众文化版图再起狂澜，又一场规模宏大、症状惊人的“文化失心疯”异军突起，横扫全国。这一天，北师大传播学教授于丹女士再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中国出版史上的两大纪录：一是《庄子》心得首印100万册，打破了《论语》心得首印60万的纪录；二是历时10小时的签售活动，共签了15060册书，打破了《论语》心得首签１．２６万册的纪录！一个弱女子，愣是把签售活动这样的“雅事”演绎成了大男人都干不了的“重体力活儿”，一日连写3万个相同的汉字，真是让人想不佩服都难！那些下雨天打着伞、排着长蛇阵翘首等待于丹签名的读者大军，简直比任何一个“感动中国”的故事还让我震惊。震惊之余，我心里还特别没出息地掠过一阵莫名的恐惧。我不知自己是身处“披萨店”，还是有论者所谓的“比傻国”。那一刻，“失心疯”这个词从天而降，就像站在飞速上升的电梯里，眼前的这个世界让我感到一阵晕眩。

然而，恐惧仍在继续。3月16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宣布，该社出版的《于丹〈庄子〉心得》自3月3日在全国上市以来，首印100万册已全部售完，出版社已开始紧急加印100万册，投入全国各地市场。此消息是否是一种营销幌子不得而知，但不到半个月，被于丹严重歪曲戏说的《庄子》心得海啸般吞噬中国大地，则是不争的事实。至此，作为一种对当代文化病症的隐喻式概念，“于丹红”引起的并发症可谓登峰造极。

——多年以后，当已经年迈的于丹女士面对发黄变脆的自己的两部大著，不知会作何感想？她是否会像《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那样，悠然想起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搞签售活动的那个外面有雨、自己也挥汗如雨的下午？

“学术人来疯”

如上所述，既有数量可观的“文化失心疯”和“文化焦渴症”患者，就必然导致一些文化人甚至所谓学者的“适销对路”的“学术人来疯”（为整齐文字，“学术”前应有之“伪”字省略）。这方面，“于丹红”又可作为典型病例以供透析。

一般而言，半大不小的孩子和老大不小的名人都属于“人来疯”的高发人群。小孩子的“多动症”和大明星、大名人的“表演秀”性质不同而表现则一。惟其发展方向则大有区别：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提高，儿童的“人来疯”“多动症”自可缓解而至痊愈。明星、名人则不然，通常情况是愈演愈烈，直到完全“过气”为止。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来疯”才是让人叹为观止的，本人不才，甚至对此深表同情。

应该说，对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如相声演员、节目主持人、政工干部以及教师而言，“人来疯”是一种基本的职业素质，“冷场”甚至“卡壳”（俗语“吃螺丝”）都是其职业大忌。但，凡事总须有个“度”，孔子所言“过犹不及”，正此意也。舞台或秀场上的“人来疯”可谓之“敬业”，而台下幕后依旧状态神勇、高度亢奋，说好听点是“工作狂”，难听点就有点“一根筋”了。相声演员郭德纲自称在家几乎很少说话，因为舞台上说得太多，如此事属实，那我唯有肃然起敬。大凡名人，在公众的哄抬之下，能不自我膨胀，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不是没有，但真的是“多乎哉？不多也”。（私心以为，已故大师钱锺书先生算是一个。）盖因狂热的欢呼和吹捧极似氢气注入，在飘飘然的虚拟飞升中，欲要该名人体温血压不迅速飙升、心律脉搏不立时紊乱，“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抵抗力稍差点的名人，必头脑发热，眉飞色舞，以为自己真是文曲星下凡，或者“大块头必有大智慧”，从此逢人必“疯”且不知其“疯”，疯言疯语遂脱口而出，“驷不及舌”也。更有甚者，还会产生一种孟浪幻觉，以为“众人皆睡我独觉，众人皆疯我独醒”。

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里写道：“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话当然用于批判他所处的现实，但若以之反观当下，庶几亦不无药石之功。在我们这个“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时代，有些现象不是更其恍兮惚兮、匪夷所思么？一个“又红又赚”的成功人士——女士自然优先，广大粉丝大众不把你供奉在神坛上——“坛坛都是好酒”的百家讲坛更加优先——是决不会罢休的。然，神坛亦祭坛，“娱乐民主”极易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是故，“吹而哄之”－“拜而倒之”－“捧而杀之”，便成为当代大众文化“名人冲击波”的铿锵“三步曲”。作为名人，如不做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充分心理准备，到头来只能是“虽得之，必失之”矣。

以于丹女士为例，由于其以火箭速度迅速窜红，且旋即“红得发紫”，她所面临的挑战就尤为严峻。作为旁观者，我本以为其在第一轮“名人吹捧”冲击波中尚能勉力支撑一时片刻——毕竟人家4岁就开始读《论语》了嘛！——但让我遗憾且震惊的是，于丹女士不仅在《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大众文化“大杀器”（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简称，此简称由网络恶搞者胡戈独立制作之同名电影首创）面前迅速缴械，由节目策划近水楼台地升格至“御用”主讲人；而且，随着《论语》、《庄子》两部文化经典先后被其肆意“心得”，随着其“授权”自己的两部如直接递交出版社极有可能被退回的“大著”，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垄断式营销发行方式向中国大陆无数求知若渴的读者“倾销”，并极力为这一带有“传销”色彩的炒作行为推波助澜，大肆造势，当是之时，我有理由认为，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化有百害、而对个别操盘手有万利的“准转基因式文化病毒”——“于丹红”——已经诞生，并严重威胁着“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当下文化生态。一句话，于丹过于迅速的自我膨胀，使大众早已失去耐心，“冲击波”很快进入到“捧杀”阶段。于是有十博士联名抵制，有网友严正打假，有民间行为艺术家脱衣抗议，曰：“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

面对“黑客”肆虐，“哄客”跟进的严峻形势，“粉丝”军团虽左冲右突，亦无法挽回颓局，原因无他，盖“于丹红”之“吸食者”多为求知若渴的劳动人民，在知识结构与理论武器方面不免落伍。本人既非“黑客”，更非“粉丝”，只是一名“看客”，不敢以“旁观者清”自诩，而对双方都深表同情——广大“鱼丸”多么善良，学点文化还要被人搅局，捍卫自己的“文化乳母”何辜？而“黑客”、“哄客”何其有勇，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捍卫真知、学以致用、打假纠谬，又有何罪？

话说到这里，我只能充当“和事佬”，把唇枪舌剑的双方劝开来，“冤有头，债有主”，大家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丹现象”来个“望闻问切”，以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过我承认，我这个劝架者心有所偏：窃以为，“于丹红”虽然不是“苏丹红”，但在包装精美、以次充好、一本万利方面，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某虽不才，且请言之，不当之处，祈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巧言令色，鲜矣仁”——成也口才，败也口才

平情而论，从电视节目的策划及受众的接受角度来讲，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还是“成功”的。至少她吸引了一部分从没有通读过《论语》——案：通读过《论语》并也有自己“心得”的人大多会选择换频道——的受众的眼球。在“眼球经济”时代，这当然是一种“成功”。众所周知，孔子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即被“打倒”，“批林批孔”运动中又遭“文斗”，面目早已像痛苦不堪的拉奥孔塑像，一个嘴皮子功夫溜、又善于励志煽情的女性学者，在《百家讲坛》这样的平台上“忽悠”一下不知夫子何许人的广大观众，引起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倒也不能说全无功德。

于丹的“成功之道”，不在她讲了什么，讲得对不对，而在于她怎么讲。为写此文，我特意观看了于丹的视频，并拜读了她的一部分“心得”。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盖因其内容，误读曲解随处可见，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无时不有，堪称乏善可陈，完全不值一驳。这一点，有网络上众多网友的“纠错”文章为证。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在看了两页《论语》心得之后，说：“她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为了应付采访，朱先生勉强看完之后，又断言：“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朱先生还说了一句打击面不小的话：“我们现在一些自称学者的人，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3月26日。案：20世纪人的名字并非全无，好像引了一次林语堂。）

然而，在一个“好恶大于是非”的时代，谬论常常比真理更能深入人心，只要那传播谬论的人有一副伶牙俐齿和夺人气势。我曾在一篇批评余杰的文章中说：“即使你真的‘掌握了真理’，也要面临如何表达真理的修辞学挑战，有时候，真理需要一个懂得‘说出’它的人才能奏效。”现在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懂得修辞学或“说出”的技巧的人，即使说出的全是谬论，也极易被人误为“真理”。而在印刷、复制乃至克隆时代，谎言的力量更可成几何倍数增长，压根就是“一句顶一万句”。故而其害也大焉，其弊也甚矣！

回到于丹的演讲。我之所以用“演讲”一词，盖因我以为传播知识，讨论问题，大可不必用“演讲态”、“朗诵腔”、“辩论技”。本人早年于此亦颇热衷，然随年齿心智渐长，遂以此道为末技，不足挂齿耳。此技盖源自战国纵横家一脉，苏秦、张仪辈最无操守之士所擅胜场也，然究其实，不过子夏所谓“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如今在学校教育里对于“演讲”、“朗诵”、“辩论”的变态重视，完全是在培养孔子所疾之如仇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言之不怍”、“色庄而行违”之徒，那些为文造情的演讲、声情并茂的朗诵、无理辨三分的所谓“辩论”，现在想来其实空洞无趣，毫无美感可言。当年盛极一时的大专辩论会，围绕一些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唇枪舌剑，让辩手事先准备“正”、“反”两面之辞，由抽签结果来决定一个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真是彻头彻尾的“贼夫人之子”！这样的教化手段，想要培养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有人指出，于丹的演讲与当年大行其道的资深“传销”讲师的演讲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此我亦“心有戚戚焉”。很多人正是被其滔滔不绝的话语、优美动听的声音和真理在握的表情所征服，进而成为她的“粉丝”（鱼丸）的。然而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想当年那些伪气功大师在“带功讲课”之前，总要事先告诉受众：请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信息”——其实就是你对常识和自己的信心指数——越强，气功师对你的“做功”——也就是“忽悠”——效果就越差；反之亦然。由此观之，很多人被于丹征服，不过是为其强势地位和布道姿态所震慑而已。受众对《论语》和孔子的兴趣早已被“搬运挪移”，大家早已不在乎她讲的是什么、对不对，却转而去欣赏这个口若悬河、气势如虹的女子，没准儿还在心里感叹：“你真太有才了”！而真正具有文化自信心、或者通读过《论语》等经典的人，对她那种断章取义、强不知以为知、或“顾左右而言他”的姿态，必然会产生“抵触情绪”。要我说，这不是“文人相轻”或“酸葡萄心理”作怪，而是一种“文化抗体”或“免疫力”起作用使然。只要你拥有起码的文化判断力，就不会被一个动辄读错字、会错意、煽错情、励错志，还自以为得志的人所征服。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要说，于丹“成也口才，败也口才”。名利双收是为其“成”，误人子弟是为其“败”。

“无心得而鬼神服”——假如庄子遭遇于丹

《庄子·天地》篇里有句话：“无心得而鬼神服。”我怀疑自称热爱庄子的于丹压根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否则她万万不会“心得”完孔子又去“心得”《庄子》！

在电视台讲完《论语》，于丹已经毁誉参半，若稍有自知之明，自当见好就收，激流勇退。若真想启迪民智，普及文化，则此目的在节目播出后便已达到，观众如想再听你的演讲，要求电视台重播或网络下载视频即可。有进一步兴趣的受众可以去购买铺天盖地的各种《论语》读本。我敢打一块钱的赌，读任何一部《论语》译注本的收获，都要远远大于读于丹的“心得”，至少不至于中误读曲解之流毒！若于丹真能做到“上完课就下课”，那我对她由衷敬服。而现在我不仅敬服，而且敬畏。因为，拿那样毫无原创性且“低幼”得让人吃惊的“心得”去取悦一部分求知欲甚强的粉丝读者，实在需要常人没有的“大智大勇”！

《论语》心得隆重问世，首印即高达60万册，很快盖过“学术超男”易中天的风头，“学术超女”之名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殊不知，就像市面上流行的“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人来疯”的所谓学者为大众炮制的正是“不含学术精神的学术”。钱锺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而现在的情况是，“俗学”已成“显学”，“劣币驱逐了良币”。如果说，于丹乱弹《论语》尚可容忍，那么，胡扯《庄子》就真是拿着斧子砍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了。《庄子》这部书，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不该被“心得”的一部书，于丹居然大摆“龙门阵”、“故事会”，以现代“营销学”“成功学”甚至“小资情调”去解读庄子，真是彻头彻尾的郢书燕说！

而一开讲，就闹了个“庄子何其人”之类的语言错误，贻笑大方不说，更贻害受众。如果庄子死而复生，见到自称热爱他的于丹，大讲“孔子负责八小时以内，庄子负责八小时以外”，用现代“职场”小故事来解读自己苦心经营的寓言，我想，天马行空的庄子一定要瞠目结舌、望风而逃！一个体制内春风得意的“学术超女”，却大谈特谈庄子的“乘物以游心”，不过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罢了。于丹女士若真见到衣衫褴褛、与世界格格不入、对圣人冷嘲热讽的庄子，没准儿也会摆起学者的架势，给他语重心长地上一课，告诉不求上进的庄子同学：人的境界有大小，关键要调整好心态！态度决定一切啊！

难怪有人脱衣抗议，也难怪有十博士联名抵制，责其不该拿客厅当厕所。抗议的行为和话语或有可商，但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一样，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一个人可以媚俗，也可以媚雅，但以雅媚俗而自命为雅，或以俗媚雅而不认其俗，就真的让人“不知其可”了。在我看来，自从于丹以两大锅“淡乎寡味”的“心灵鸡汤”横空出世，易中天《品三国》的那点“学术调料”反倒显得难能可贵了，尽管后者也曾引发一场声势浩大、毒副作用不小的“中天热”。

面对批评，于丹故作忧国忧民状，说什么“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言下之意，似乎既然有那么多人“需要上课”，那么，我这个“需要下课的人”就不必下课，更不能下课，否则就是对人民不起！以为穿了《论语》的“马甲”，就俨然成为大众的“文化乳母”，这不是高烧不退说胡话又作何想？面对指责，于丹引庄子名句“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为自己曲意辩护，而媒体竟赞其“表现得理性又大度”。熟悉《庄子》的人都知道，此句前面还有一句——“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试问于丹女士：当粉丝疯狂追捧之时，算是“举世誉之”了吧，可您为何“心得”完孔圣人后，又忙不迭地去“心得”庄神人，“加劝”（更加勤勉）得不亦乐乎？强调自己“不加沮”时，您以庄子信徒自居；而“加劝”之时，您岂不成了庄门叛逆？

据于丹女士说，她还要和百家讲坛合作，“继续讲下去”，大有KTV包房里拿着话筒就不丢的“麦霸”之风（“疯”）。是啊，如此“双赢”的大好利市，岂可“当仁而让”？与此同时，出于对于丹“人来疯”症状的心有灵犀，以及对“于丹红”市场前景的充分调查，嗅觉灵敏的盗版书商早已将“十全大补”似的“于丹心得大全”赶造面世，封面上几乎将先秦诸子经典一网打尽！呜呼！能令盗版商如此“捷足先登”、“大干快上”，此诚吾国盗版史上一大奇观也！“于丹红”毒性之剧、蔓延之速、杀伤力之大，岂不空前——我心中虽祈祷再四，然“绝后”一词终不敢妄加焉！

 “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心得体”的“怪模样”

本人读书不多，孤陋寡闻，在于丹 “心得体”出版之前，尚未见到类似的出版物。未曾开卷，便觉耳目一新。只见封面上赫然印着“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字样，而旁边又署“于丹著”。姑且不论以百家讲坛节目名称冠名是否合适，惟此封面标题、著者之同义重复，就给人蛇足之感。翻开书，却发现于丹的“心得”也就几万字，文后竟有不少篇幅是《论语》、《庄子》原文！印象中，《论语心得》157页，“心得”117页，《论语》原文40页；《庄子心得》151页，“心得”96页，《庄子》原文55页。而“心得”部分一律大字号，版式疏朗；经典原文则蝇头小字，很有点“团结紧张”的意思。这就更是让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于丹教授对媒体说，自己所做的也不过就是“导读”工作而已。这话乍一听是谦虚，细一想恐怕更多的是心虚。然则，署上“于丹导读”而非“于丹著”，岂不更加名正言顺？有一读者花45分钟读完“心得”，即大呼上当，一言以蔽之，曰：“俗不可耐！”甚至说：“于丹的版税至少应该拿出一半捐给希望工程！”这就是“心得体”的“怪模样”给人的观后感。事实上，要想不授人以柄，也并非没有办法。

办法一：只印于丹“心得”，不印经典原文。若实在不够一本书的分量，可由于丹再做补充。就像王立群先生那样，将因为时间限制来不及讲的内容添加进去，真正给读者一些关于《论语》、《庄子》的“心得”，而非许多与题无关的“心灵鸡汤”。窃以为这才叫名实相符。（可这样一来，于丹女士就要付出更大的劳动了，不如现在一劳永逸来得潇洒便宜。）

办法二：删去“心得”大部分内容，由于丹分别写两篇《论语》、《庄子》“导读”。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作正文，可在封面上醒目位置标明“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推荐并导读”。相信也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可这样一来，于丹的读者群会缩水大半，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

办法三：将《论语》、《庄子》心得合而为一，凑够十余万字，字号再印大点，不厚不薄，冠以“于丹著”，也算名至实归。（可这样一来，出版时机就要滞后，利润更是大大降低了。）

办法四：由于丹对《论语》、《庄子》逐条注解之、阐释之、“心得”之。钱穆、南怀瑾、李泽厚诸先生可作榜样。（可这样一来，不仅难以速成，而且真成“学究”了，智者不为也。）

以上四种办法，皆为传统文化普及常见的出版方式，窃以为这才是经典传播的“人间正道”。舍此而外，还有——

办法五：干脆不出书。用心写篇文章，将最好的版本推荐给读者。因为于丹“心得”后面的原文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还是存在阅读障碍，读者要想真正读懂经典，非买权威的译注本不可。这无疑又增加了读者的求知成本。以自己的人气为广大读者作文化向导，这才是真正的“慈航普渡”，功德无量。（案：这一条简直就是跟商机一派大好的于丹过不去，还是少说为佳。）

或问：百家讲坛别的主讲人都出书了，不给于丹出书岂不有违公平原则？

答曰：不出版于丹的“心得体”，恰恰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原则。理由有三：其一，尽管其他几位主讲人的书，并非纯粹的学术著作，但毕竟紧扣史料或文本，体现了学术的眼光，凝聚了研究的心血。其二，另几位主讲人的书，大多具有全局意识和逻辑框架，既有环环紧扣的连续性，又有打散原著、重作编排的新面貌。至少，刘心武和易中天没有把《红楼梦》和《三国》附在书后充门面，占篇幅。阎崇年、王立群二先生都是踏实做学问的学者，所讲亦皆为自己多年研究所得，“如假包换”，故而值得信赖。而于丹的“心得”则是几篇“六经注我”、断章取义的命题作文，且章节标题，逻辑混乱，可知除速食速朽的“心灵鸡汤”外，她实在无法给出什么“学理意义上的解释”。第三，于丹的“心得”旁逸斜出的内容甚多，很多与《论语》《庄子》无关的现代故事听起来不觉什么，读起来就有些面目可憎。让《论语》和《庄子》给自己当“托儿”的结果是，撇掉那些“鸡汤”，剩下的“干货”寥寥无几。这让我想起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在经典相声《夜行记》里，形容破自行车的一个精彩“包袱”——“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于丹的《论语》心得也可套用此说——“除了《论语》讲得不好，剩下哪儿都好”。

将这样的“心得体”投放市场，并通过强势炒作，激发起受众狂热的购买欲，让大家自解阮囊，究竟是文化的福音，还是出版的堕落？“吾不得而知之也”。当我们看到小品《卖拐》中范伟被赵本山“忽悠”之后，回头又真诚地说声“谢谢啊”时，也许会一笑了之。但如果看到下岗女工和农民工兄弟捧着两部“心得”回家，继续节衣缩食以填补亏空，我是笑不出来的。不是本人没心没肺，见不得别人长进，而是，对他们而言，买书的钱完全可以派更重要的用场——给孩子买件衣服，周末多添一道小菜，都是合理消费。文化人什么时候最堕落？就是向那些本来无暇顾及文化的人兜售所谓文化，使后者突然之间成为文化追星族之时。窃以为。

坊间流传最广的于丹女士的一句“心得”是：“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当如此缺乏良知而又包装精美的句子把粉丝们彻底征服的时候，于丹却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走上致富之路。幸福洋溢在脸上的于丹用她的行动雄辩地告诉我们：幸福不仅和贫富有关，而且是“相当有关”。而我们也终于知道，于丹那些中气充沛、常以“全称肯定判断”出之、似乎天然具有“文化正确性”——当然也是“政治正确”——的“心灵鸡汤”，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花吆喝赚大钱”罢了。

为一个电视节目所撰的讲稿，为了迎合观众而注入多少水分，外行常常不得而知。我们从于丹反复提到的一个所谓传播规律——“受众群体决定传播策略”——就可知道，于丹做到了比易中天更加自觉的“在商言商”。正是这样一种“虎皮羊质”的营销策略，使于丹获得了外在的成功，成了“又红又赚”的“学术超女”。

知识终于能够赚大钱，这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赚。《论语》里有句话说得好：“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意。一个真正有追求的文化人当对自己有清醒的批判意识，也即孔子所说的“见其过而内自讼”，否则不过是文化掮客甚至文痞、文丐罢了。面对自己的作品被拍到千万元天价的现实，画家刘小东不仅没有得意，反而自毁新作，他说，自己画画就是画画，不是为了挣钱。我得说，这是个清醒的艺术家。

 结语

文章写到这里，篇幅超出了原来的估计。再罗嗦几句，权作结尾吧。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学术是应该服务于大众的。”这话颇像当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当然是“政治正确”的。作为视听媒体的百家讲坛，在“挟学术以媚天下”之后，随着收视率的节节攀升，不仅获得了巨额广告收入，而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应该说已经“名利双收”，其“服务大众”的任务到此已经完成。但其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又向前走了一步，把“说书”积攒起来的消费势能，转移到“出书”和“炒书”上来，于是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把书做成节目”未必赚钱（如以前的《读书时间》），但“把节目做成书”，看来是一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从营销角度看，百家讲坛涉足出版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其负面效应也已日益显现。据业内人士透露，当几家“中标”的出版社“先富起来”之后，许多出版社心态开始失衡，压力陡增。有的出版社对不能赚钱的学术书籍开始“恨铁不成钢”，对作者明码要价，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几乎成了“下里巴人”。特别是“于丹红”的传播，“劣币驱逐良币”，更使本来就每况愈下的学术出版市场进退维谷，内外交困。以前的出版市场，主要靠“吃孩子”（倾销教材教辅）过活，而现在，人人都争先恐后，希望能吃上一口“百家饭”。世易时移，可发一叹！

据说，出于对刘心武“秦学”的不满，日前有三位“红学家”提出，如果于丹到《百家讲坛》讲《红楼梦》，他们一定支持。呜呼！“于丹红”对于病入膏肓的“红学”而言，反倒成了以毒攻毒的妙药灵丹，歪打正着，岂不妙哉！

2007年4月4日凌晨写毕，4月1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