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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汉书》,走进波澜壮阔的大汉王朝

2020年11月29日,学悦风咏讲坛“蒙以养正”系列讲座第二场在线下和线上同时顺利举行,主题为《解码王朝政治:今天我们如何读<汉书>》,主讲老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2009级博士、学悦教育副校长胡家骥老师。


大家可能都很了解《史记》,但是对《汉书》不那么了解。汉代的历史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剧,汉初和汉末的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史记》记事止于武帝,从汉元帝、汉成帝间开始,陆续有人对《史记》进行续补,其中班彪采前史遗事,作《史记后传》数十篇,《汉书》就是在《史记后传》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但是与《史记后传》及此前所有继承《史记》体例的史书都不同,它开创了以一朝为断限的纪传体形式。实际上,断代史并非班固最初的设想,班固最初的计划是继续完善其父的通史性著作。其作史体式之所以从通史转变成了断代史,是受到当朝皇帝汉明帝直接的压力,为此,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批判司马迁将汉史“编于百王之末”,以作为对明帝的回应,并一方面创作《典引》来歌颂汉朝,另一方面则用断代体的《汉书》突出西汉的历史地位,使之从“百王”、“秦项”之间独立出来。


汉明帝刘庄(28年6月15日~75年9月5日),字子丽,东汉王朝第二位皇帝(57年~75年在位)。永平十八年(75年),驾崩于洛阳东宫前殿,时年四十八,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


通史的眼光在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而班固必须去关注和研究西汉的历史。西汉王朝政治的复杂化、制度化和精密化,呼唤更为完备的史书形式,而《汉书》对后代史书影响巨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断代史比通史更详实细密,更切合官僚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如《汉书》列传有序汇集,呈现出王朝政治的整体面貌,其编排原则与王朝政治运行模式具有同构性。



班固的《汉书》让我们获得一种冷静客观的视野,一种不是对内在的精神状态,而是对外在的运作历程有清晰审视的视野。以汉宣帝即位后的几封诏书为例,这几封诏书对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非常巨大。在汉宣帝时代,中国确立了对幅员辽阔国家的精细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仁政的观念在孟子的时代是不被理解的,汉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是仁政是让人活的有尊严、死的有尊严,国家应该是以这样的愿望实现治理的。汉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在汉宣帝时代,仁政被实施到具体的法律中,这是体现在汉宣帝时期的诏书中的,如汉宣帝地节四年五月诏体现了孝的理念;地节四年九月诏指出法令不能虐待无依无靠的小民,法令是不能违背人性的,要把死在监狱中人所有的信息报告朝廷。元康二年五月诏表示了法令要公平的意思。元康二年五月诏对触犯皇帝名讳的惩罚做了说明,为百姓改名,并怜悯赦免过去触犯皇帝名讳的人。元康四年正月诏对触犯法律的老人予以赦免。但汉宣帝并不是一个只用仁爱治理国家的人,仁爱精神只有有了法令的强制才能得到推行,这体现在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诏中,从汉宣帝时代开始把仁爱的精神注入国家法令之中,成为国家法令所必须要推行的东西,于是国家担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让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能够有尊严地生存。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8年1月10日在位)。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前48年1月10日),刘询因病崩于未央宫,葬于杜陵,庙号中宗。


《汉书》比《史记》写得好的东西,也体现在《汉书》中大量地精细地记录在地方的治理之中遭遇到了哪些问题,各任地方官如何面对他们治理的难题,思考治理的策略,并展开精细的治理,以及治理的结果如何,而这些内容在《史记》中是没有的。胡老师以《汉书》中连续三任的颍川太守对颍川郡地方豪强和贫富差距以及对国家法令的对抗的治理为例为我们做了讲解。


司马迁

班固班固和司马迁都是伟大的史学家,而班固比司马迁更加冷静,更少偏见,对于汉朝班固有非常深刻的感情,但班固书写的历史也是非常好的信史。

胡老师的讲座旁征博引、纵横百年,令同学们获得极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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